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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直0101:三百六十五里路
市直0101:三百六十五里路第一次见到程纪勇,是在北京芳草工艺品厂的厂长办公室里。当程纪勇拄着一根拐杖站起身来迎接我的时候,那矮瘦的身材和有些畸形的四肢,很难让我与电话中那个声音洪亮、底气十足的男中音联系起来。虽然他是一个肢体残疾的人,但他的行动仍然不失灵活,动作也还算比较协调,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他眼镜后面那双布满血丝的眼睛流露着自信和坚毅的光芒。
程纪勇出生在解放战争年代,父母都是部队的文职干部。在那战火纷飞的年代,父母随部队辗转南北无力照顾孩子,他出生后就被寄养在太行山区的一个老百姓家里。五个多月时他突然发起高烧,部队的卫生员赶给他打了一针当时最新的西药盘尼西林(青霉素)。
到了一岁多的时候,大人们发现他不会走路,四肢动作困难,抱起来两条腿又细又软像面条。过了好久,才知道这就是那次发烧留下的小儿麻痹后遗症。
从此以后,大人们开始带着他四处求医:捏骨、糊药、水疗、泥疗、针灸、……,所有的方法都试过了,却成效甚微。
特殊的生活环境和残疾的身体使程纪勇一下子跨过了天真烂漫的童年阶段。他的童年的时光很沉闷,也很孤独。他没有体验过别的孩子那种在父母身边撒娇、被父母呵护和疼爱的亲情感受。被寄养在别人家的生活环境使他变得早熟,从小就学会了看别人的脸色做事。虽然他天性是个好强的人,但由于他的肢体有残疾,许多事情都要靠别人帮助,又显得非常无奈。那种无奈和无助的苦涩,是程纪勇回忆初踏童年人生路时留下的最深刻的感受。
五岁时在保定乡下,他和一群光着的小孩儿在外面玩。忽然乌云密布,下起乐瓢泼大雨。孩子们一哄而散跑回了家。顷刻之间打麦场上的人踪迹皆无,只有程纪勇那瘦小孤单的身影任凭大雨冲刷,顶着雷鸣电闪,用小手拄着小板凳儿拖着躯体一寸一寸艰难地往回挪。雨水、汗水和泪水都流在了心里。那是他童年记忆中最漫长的一段路。
六岁时,他坐在铺着凉席的土坑上,一碗刚开的水的突然翻倒,旁边的人迅速地把腿挪开了,而他那残疾的双腿却一动也不能动,眼睁睁看着滚烫的开水从他细瘦的小腿上生生剥下鸡蛋大的一块皮。
七岁时,和一群孩子玩“打仗”,他坐在一边的石台上当“司令”。忽然院子里圈养的两只大鹅蹦了出来,“嘎嘎”叫着追人,孩子们害怕地撒腿就跑。又剩下他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那儿,任凭大鹅跑过来用嘴死死叼住了他的后脖梗。他疼得大声喊叫,却无能为力,动弹不得。好一会儿才有大人跑过来,费了半天劲儿才把大鹅的嘴掰开。
他小时候心中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自己能够站起来走路。那时他特别羡慕在足球场上奔跑的小伙伴;特别羡慕夏天能穿短裤凉鞋的男生;但很遗憾,他做梦都没有梦到过奔跑和跳跃的感觉,因为他根本不知道那是一种什么滋味。
上学了,程纪勇住校,最令他痛苦和尴尬事情是他经常要憋一个星期才回家解一次大手,因为他蹲不住,在他的眼里,茅厕的蹲坑就像一个无底的深渊。直到老师们后来知道了,学校专门帮他做个恭凳。
曾经有过多少次,他站在一节节台阶旁犹豫着,观望着;看着眼前走过的男女老少,观察着那些人的面部表情;揣测着哪一位会是好心人,能搭把手帮他走过这几个阶梯。十几公分的高度在程纪勇的脚下就是一道无法逾越的天梯。
谈到这些经历,程纪勇说:“我们每个残疾人的生活打开都是一本艰难的书。残疾给我们生活中造成的困苦,以及克服这些困苦所付出的艰辛努力,不仅是健全人难以想象的,就是我们残疾人之间,有时也很难体会到对方的难处。我有位肢残朋友,是一位蹲在地下行走的残疾人,也是一位创业的好厂长。我们一起出去几次,发现他基本上不喝水,后来才知道是怕上厕所。我平时架拐去厕所方便一些,就没想到他的困难。”
“残疾人要承受着怎样的人生考验永远都是未知的,残疾人的内心世界是怎样的感情也是鲜为人知的。但是有一点很明确,生命既然如此,只能面对现实。”这是程纪勇从童年起对人生的感悟。
7岁那年,眼看父母撇下他要去国外工作时,年幼的程纪勇心里非常难过,倍感孤独,父母走的那天,他坐在上海姨妈家的台阶上,看着他们远去的背影放声大哭……他说:“我从小就不爱掉泪,但觉得只有在母亲面前才能把自己内心最脆弱、最无奈和最痛苦的情感毫无保留地表露出来。但也就是从那一刻起,脆弱、无奈、痛苦的大门在我心里紧紧关闭了。现实告诉我:必须坚强独立地面对自己今后的生活!”
八岁多的时候,程纪勇的腿经过几年的针灸治疗,慢慢地能扶着墙壁走路了。由于他身患残疾,小学不收他入学。他住在上海的姨妈家里,生活中唯一的乐趣就是从弄堂的书摊上租小人儿书看。书摊上的小人儿书都看了一遍,他也在那些书中识了许多字。
九岁的时候程纪勇来到北京,继续寄养在别人家里。报考了东四五条小学,入学考试他的语文成绩是90多分,算术没学过只得了零分。他插班上了二年级,后来又转到北京育英小学插班上了四年级。
走进学校后,他进入了一个同龄人的集体,老师和同学都很关心照顾他。从那时候起,程纪勇的生活发生了很大转变。由于他看过许多书,喜欢文艺和写作,而且天生有一付好嗓音,他也和同龄人一样享受着快乐时光。学校组织的五十个人的戏剧组里曾经只有他一个男生,他负责领唱、朗诵,还帮助老师兼做导演和剧务。
在学校的出色表现,使程纪勇逐渐成了同学们关注的人物,得到许多师生的关爱和尊重。他开始看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九年来孤寂冷落的心灵一下子就被友爱和称赞填得满满当当的。他变得快乐自信了,自强上进的本性毫无遮挡地显露出来。
班里刚刚准备建立少先队组织,大队辅导员第一次讲完队课后,问同学们谁敢上台来学着系红领巾。程纪勇毫不犹豫第一个举手说“我!”他成为班里第一批加入了少先队的学生。入队时,是大队辅导员老师抱着他参加的全部仪式。他想:别人能第一批入队,我也能!
同许多肢残人的遭遇一样,他小时候经常被别人骂作“瘸子”,刚开始的时候他心里非常不舒服,也很生气,但渐渐的就不在乎了。那是需要一个心理承受过程的,他并不把这些负面的东西看得很重。他上中学的时候,高年级也有一个患小儿麻痹症的同学。程纪勇发现:他每次摔倒后总是不急于爬起来,而是坐在地上四周张望。问他为什么,他回答,要先看看周围有谁在笑话他。程纪勇觉得他这种想法很奇怪,不太理解。心想:“如果我摔倒了,肯定是很自然地爬起来向前走。我不会因为自己残疾就在乎别人怎么看我。”可能就是因为那位同学过度保护自己的敏感外表包藏着深深的自卑心理,虽然他与程纪勇是同龄人,却早已不在人世。作为弱势群体的残疾人在社会上确实会受到不同程度的歧视。程纪勇觉得:身体残疾不可怕,别人讥笑也不可怕,最可怕的是自己心理残疾。怀着一颗平常心,坚强快乐地面对困苦。这就是程纪勇从学生时期能够融入主流社会的人格魅力所在;也是他日后能够以超人毅力开创事业的心理基础。
程纪勇是个比较幸运的人。到了学校后环境很好,总是遇到很好的班集体和班主任。少年时期他是在赞扬和鼓励中度过的,是在热情和关爱中成长的。有些事情令他终生难忘,小学五年级,有一次上晚自习的时候突然停电了,同学们在黑暗中慌乱地跑回寝室,把他一个人忘在了教学楼里。他在漆黑的教室摸索着,正发愁怎么回寝室去。忽然,远处传来许多人呼唤他的声音,是同学们打着手电筒来找他了。一个同学把他背了起来,那时已至深秋,天气很凉,程纪勇借着微弱的手电光柱看到那个同学竟然光着双脚只穿个裤衩。顿时,一股暖流涌上他的心头,泪水盈满了眼眶。从那一刻起,他就暗下决心:“一定要做个对社会有用的人,不辜负这些好心人的帮助和关爱。”从小学起,他受的教育就是要做一个保尔、吴运铎那样对社会有用的人。
正是由于这些好心人的善意举动,使程纪勇心怀感恩之情,更加热爱生活,充满积极向上,除了努力学习之外还积极参加学校的各项组织活动。小学,他是区级少先队员积极分子;中学,他曾担任团支部组织委员,是学校的活跃分子。在他心里从没有因为自己是残疾人而觉得比别人低一等,他觉得自己在精神上和人格上与别人是平等的,在做人和做事方面他从不允许自己因为身体残疾而打折扣。
社会的关爱培育了程纪勇一颗快乐的心;快乐的心铸就了程纪勇自尊自强的精神,帮助他在人生的道路上一步步迈向自己的目标。
1977年恢复高考时程纪勇已经30岁了,上大学一直是他梦寐以求的事情。因为他深知,只有知识才能改变命运,只有学习,才能使自己获得更多适应时代的本领。那一年,他参加了高考。因为他的嗓音好,所以报考的第一志愿是北京广播学院,他很想成为一名播音员。尽管当时他考了 290多分,已经超过了那年的录取分数线分,但体检时还是因为他腿有残疾没有被录取。
虽然遗憾,程纪勇却没有放弃上大学的愿望。1980年北师大夜大学首次恢复招生,他马上开始复习功课,再次准备考大学。已经33岁的他,不仅有工作而且有了家庭,妻子还正怀着孩子。妻子非常赞成和支持他再次报考大学。那年8月儿子出世了,9月,他也如愿以偿考上了大学。
开学的第一天,程纪勇拄着拐杖急匆匆地来到车站,正好赶上下班高峰,来了好几辆车他都没挤上去。赶了两个多小时的车,终于到了北师大校园,天都黑了。由于心情激动又怕迟到,他心急火燎地往教室快走,一不留神就倒在地上摔个大跟头,当时什么都顾不上,赶紧爬起来向教室走去。就这样,他带着一身的灰土和同学们见了面,成为夜大中文系首批300名学生中唯一的残疾学生。
从那以后程纪勇开始了艰难的学习历程。由于年龄大记忆力差,他要付出比别人更多的努力。他把学习重点和俄语单词记在小本上随身带着,一有空闲时间就拿出来看。虽然他的身体有残疾,行动不方便,但无论酷暑寒冬他都按时去上课。那几年,拐杖伴着他奔波在单位和学校之间,从朝阳门到北太平庄,再到前门,每星期要沿着这个大三角跑四个来回。
冬天是最难熬的。在冰天雪地寒风刺骨的夜晚,下课后的程纪勇独自架着拐一步一步艰难缓慢地行走在回家的路上,不知道摔过多少次跟头。他像个孤独的夜行人,望着路边楼房窗户里射出的温暖灯光,他更觉得增添了几分寒意。健全人一个小时的路程,他要走两个小时或更多时间。回到家两、三个小时,冰凉的腿还是暖和不过来。
有付出必然有回报,严冬过后春烂漫。五年的寒窗苦读,年纪大,身体差的程纪勇以优异的成绩毕了业。他的几篇习作都被当作范文选入校刊,写作课考试分数全系第一,毕业论文被导师评为优秀。等到他学业完成拿到大学本科文凭的时候已经38岁了,儿子都5岁了。
紧张的学习并没有影响程纪勇的工作,他在工作单位表现也很突出,不仅担任过工厂团支部、组宣科长、厂办主任,还因为能力强被提拔为厂长助理兼企业法律顾问。那阶段先后被北京市总工会、国家经贸委、中国工艺美术品总公司、司法部授予“北京市自学成才先进个人”、“全国经贸系统自学成才标兵”和“优秀企业法律顾问”。
可能就是因为这样不断地充实自己,超越自我,可能就是因为攀登了一个又一个人生的阶梯,才大大增强了程纪勇的自信心和上进心,使他敢于在人生的道路上不断地挑战自己。
1990年的夏天,程纪勇作为朝阳区残联第一届主席团委员应邀到北戴河去疗养,在这里,有一件事情成了他后半生的转折点。
与他间疗养是区劳动局的一位干部,从他口中,程纪勇才得知17年前自己能够被分配工作的“内情”。那还是1973年,程纪勇因为身体残疾高中毕业后一直分配不了工作,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他给当时的朝阳区委写了一封信。程纪勇未料到的是,区委非常重视他的来信,很快做出批示要求区劳动局尽快给他安排了工作单位;令程纪勇更想不到的是,他的来信引起了区委对残疾人的关注,这位第二次做出批示,要求劳动局在全区范围内调查了解还有多少类似程纪勇这样的残疾人毕业生没有分配工作,逐步设法解决。劳动局的同志语重心长地对程纪勇说:“可以说,咱们区残疾人就业工作是从你这儿开的头。”知道了这件事情的前因后果,程纪勇非常感动,他想:“人家区委与我素昧平生,却把一个残疾人就业的事情放在了心上,联想到我从小到大成长的经历,哪一步不是党的教育、社会帮助的结果呢?我一定要找机会回报党、回报社会。”
也就是在这次疗养期间,带队的原民政局老局长遗憾地对程纪勇说:“你是朝外地区的残疾人代表,朝外就在我们区政府眼皮底下,却没有一个象模象样的福利企业。”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也就是从那时起,程纪勇产生了强烈的愿望,希望有机会回报社会,能为更多的残疾人做点事情。为了实现这个宿愿,1993年,程纪勇主动辞去了公有制企业的职务,决定到街道去创办福利企业。他这样做无疑是砸了自己的铁饭碗,脱离了20年工龄的公有制企业,辞去了厂长助理的职务。身有残疾,已经46岁的程纪勇此刻等于两手攥空拳,什么都没有了。家里人很担心,同事们不理解,但他却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创办福利企业的征程。
万事开头难。最初的时候,程纪勇带着组织关系来到街道,满怀信心的打算为街道创办个正正规规的福利厂。尽管有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可他还是没想到面临的困难那么多。没有资金、没有厂地、没有设备、没有技术工人。更让他没想到的是,办事处领导为了规避风险,只答应借给他20万元,不仅要三年半还清,还要支付相当借款数额的利息和管理费;经营风险由他个人承担;残疾职工由他个人安置;连程纪勇本人的人事组织关系办事处也不能接收,只能挂在街道所属联社下面一个企业代存。这是明显不符合有关政策规定的,简直等于给了程纪勇当头一棒。但这一步已经迈了出去,就没有了退路。
1993年6月22日,揣着借来的20万元钱,带着3个健全人、7个残疾人,向私人借了四部脚踏缝纫机,买了两把电熨斗,花五百多块钱打了两张工作台,在朝外老年活动站的四间半木板房中,程纪勇以他残缺肢体勇敢地迈出了创办福利企业蹒跚的第一步。开业的鞭炮燃过了,祝贺的来宾散去了。面对一个新创办的企业,一无品牌,二无产品,三无技术,下一步该怎么走?
产品可以定。经过市场调研,程纪勇发现当时的老百姓还习惯于每年拆洗被褥,他决定把主打产品定为适合普通家用的印花被罩,开发床上用品的国内民用市场。商标也可以创。程纪勇和职工一起,亲自创意设计了一朵绿叶映衬的小花;那图形又像一双张开的手捧起一颗颗爱心;这就是建厂之初注册的国家商标,名为“芳草”。
有了自己的品牌,就要有自己的产品,而生产自己的产品要靠自己的技术工人啊。可那时的芳草工艺品厂有着怎样一支职工队伍呢?除了一名本市下岗职工和一名外地农民工两个健全人外,街道给他安排的7名残疾人中。一名聋哑人,一名肢残人,还有五名智障残疾人。全部都是外行。面对这些特殊的学徒真是难坏了请来培训的师傅。好几个智残人不识数,10片裁片系一捆,他们不是数成8片,就是数出12片;有的智残人住家离工厂隔一条胡同,她就是不认识回家的路,上下班还要工厂派人接送;学习使用脚踏缝纫机,健全人三天会熟练操作,好几个残疾人花费两个多月才学会穿针引线,七个残疾人中只有一个聋哑人掌握了技术能够上机。本来是工序很简单的产品,建厂两个月才生产出合格成品。
成品有了,却没有销路。上级领导托某大厦总经理,再找到针织柜台业务员,货还是送不进去;好不容易找到一家商店,送去50个被罩,结果摆了一个多月原封不动地被退了回来。这可急坏了程厂长,那时候工厂连辆三轮车都没有,主要靠程厂长开着那辆残疾人摩托车和同事们骑着自行车在外面跑。工厂的生产和生活条件也相当差,没有食堂,职工的午饭全是自己做或带。困难重重,程纪勇没有泄气。经过多方努力,皇天不负有心人,他们招聘了一名原来在百货大楼专营床品的业务骨干,担任了芳草工艺品厂的销售经理。
很快,“芳草”牌床品陆续摆上了北京市百货大楼、蓝岛大厦、隆福大厦、城乡贸易中心等北京大中型百货商场的柜台。建厂四个月,企业开始盈利了。到年底销售额达到了46万元,工厂购置了一辆平板三轮车,又从别的工厂买了四台人家淘汰的电动缝纫机,开始忙了。
天有不测风云,企业刚刚步入正轨,却赶上所在地区城市改造拆迁。办事处以芳草工艺品厂的效益为筹码与拆迁方谈判,同时要求工厂坚持原地生产。很快,工厂周围的房子被拆光了,只有芳草工艺品厂像一叶孤舟顽强停泊在一片废墟瓦砾中。有的时候,拆迁方停水又停电,工人就穿过垃圾步行很远去打水;一次推土机野蛮作业把院墙推倒了,还差点砸伤住厂的职工;厂门口被挖了条沟,肢残的程厂长和他的残疾职工们,在沟上搭块木板,小心翼翼地走来走去;在那种恶劣的情况下,程纪勇坚持带领职工生产;最后,拆迁方给予补偿了30万元。但拆迁款一分钱也没给芳草工艺品厂,却要求工厂立即搬家。
搬家,谈何容易?绝不能让刚刚开业的工厂面临停业!绝不能让才起步的创业之路半途而废!程纪勇心急如焚,四处求人。最后,在朋友的帮助下,工厂利用94年春节休假,基本不停生产,没花一分运费,完全依靠本厂职工用三轮车和向朋友借的卡车,把企业搬到了位于朝阳区八里庄附近的一座清真寺内。厂房很宽敞,工厂还自己出资安装了暖气。生产条件虽然有了改善,但一年4万元的房租。对一个刚刚创业的小厂压力很大。寺内规矩又很多,比如不许女职工穿裙子,更不能吃猪肉等等。一度,工厂的生产和经营陷入困境,出现了亏损。
为了维持企业的生存,程厂长又是千方百计,东奔西走,还是靠朋友帮忙,总算在东风乡豆各庄村苇东队找到一处新厂房。
说是新厂房,其实那只是十几间低矮破旧的小平房。很久没人居住了。一进院子,地上长满一人多高的蒿草,窗棱上飘动着破破烂烂的碎纸片,屋里的墙壁黑乎乎的,被水浸泡的墙皮狼藉斑驳。院墙倒塌了一,没有下水道,没有动力电。真是遍地烂泥,一片破败,满目疮痍!
“条件不好,我们自己改造!”程厂长带领十几名职工拔去了院子里成片的荒草;自己埋瓦管,铺设下水道;把厂区地面打上水泥,开辟了两块绿地种植果树花草;全部重新粉刷房子,更换了明亮的玻璃窗;重新砌了院墙,扩大了院子,安上了宽大的新铁门;装上了土暖气,建起了公共卫生间、职工宿舍、伙房;厂房面积扩大到200平米。在动力电没有解决的情况下,工人们又重新使用脚踏缝纫机开始生产。职工们望着经过自己动手改造,面貌变得焕然一新的厂区,心里都感到格外踏实,程厂长说:“几经周折,我们总算有了一个自己的根据地。”确实,在那个小小的根据地,风雨过后是彩虹,芳草工艺品厂建厂第二年,11名残疾职工和10名健全职工,当年销售超过百万元。
回顾芳草工艺品厂的创业史,程厂长感叹道:“现在想想创业时的艰难日子,不论再遇到什么困难,我们都能咬紧牙关向前走!”那时一条被罩出厂价只有30来元,销售100多万元的货物,都是怎样送到商场的,一般人是想象不出来的。全厂送货只有两辆平板三轮车。工厂地处东四环外,如果要把货物送到西三环外的城乡贸易中心,长安街不让走,只能绕行三环。一个健全人带着一个残疾人,蹬着两辆三轮车来回需要大半天。实在跑不过来,程厂长就经常亲自骑着自己的残疾人摩托车去送货。一次去城乡地下仓库送货,因为坡度太大,残摩车送完货怎么也开不上来了,两个骑车一同去送货的女工拼了全力,才帮忙把车一步一步从地下推了上来。还有一次,程厂长去百盛送货,走过西单路口时,残摩车被别的车碰倒了。破碎的风挡玻璃和眼睛片扎得程厂长满脸是血,嘴肿得老高。常年骑着摩托车在街上跑,饱受风寒,程纪勇双眼患了急性虹膜炎,一到冬天就频繁发作。每次犯病,就要在眼球下面打针,注射激素类药物。激素用多了又造成骨质疏松,经常腰酸背疼。为了不耽误工作,冬日里,常见程厂长一只眼蒙着纱布依然驾着残摩车在路上奔波。
三年后,企业初见成效。程纪勇按期还清了办事处20万元的借款,还向办事处上交了19万5千元的各种费用和利息。到2000年的时候,厂里创造了历史上最好的成绩。年销售达到600万元,50多个职工人均创销售达到12万元。
这一连串的数字包含了程厂长多少酸甜苦辣,他心里最清楚。他整个身心都扑在厂子里。自从建厂,连续12个春节他都没在家里过节。每年的除夕和初一,程厂长都在厂里和外地职工一起过节和值班。再后来,干脆把爱人和孩子一起叫到工厂,与工人一起过节。他也想同别人一样,和家人一起温馨舒适的团圆,可是责任和担子使他不得不舍弃他的小家顾全企业这个“大家”。
由于工厂规模小,资金不充足,处处要精打细算。为了减少中间环节,节省开支,加强成本核算,程厂长经常拖着残缺的下肢亲自出差到外埠去洽谈业务和订货。直到现在,工厂每一个新开辟的商场和供应商,都是程厂长第一个去考察和开发的。天津、河北、东北、山西、山东、江苏,到处留下他的足迹。早几年,他没有轮椅,每次出差,尽管火车站人员很照顾,让他先进站,但程厂长的腿不好,走路慢。经常是还没走到站台就被后面蜂拥而至的旅客撞倒;到了目的地下了车,往往是他还没走出站台口,就又被后面出站的客人挤到一边。有一次去东北送货,冰天雪地零下几十度,程厂长坐在四面透风的货车上长达十六个小时,下地后本来就麻痹的双腿冻得一夜都没缓过来。又有一次去苏州买设备,赶上40多度的酷暑高温,那种感觉很难受,热的连眼皮都出汗,每走一步他都要吃力的喘息半天。就是这样,程厂长依然坚持,他认为,只有掌握了第一手资料,才能对市场拥有更多的发言权。
95年秋天的一个星期日,程纪勇到工厂组织部分工人加班。他路过伙房的时候,拐杖胶皮头一不小心拄到地面积水上,一滑,程厂长重重的跌倒了。倒地的一瞬间,他清楚地听到了自己小腿骨发出“咔嚓”的一声,一阵钻心的剧痛,他心想:坏了!看着吓得赶紧围了上来的工人们,程厂长心里明白,自己肯定骨折了!他忍着剧痛,指挥工人找块硬纸板把自己的小腿绑上,卸了块门板当担架,放在三轮车上,工人们飞快地骑着三轮和自行车,前呼后拥把他送到朝阳医院。闻讯赶来的妻子又心疼又埋怨,寒夜中呼啸的救护车又把他转送到积水潭医院,经诊断发现他身上有多处骨折。当时程厂长的样子很惨,右小腿打着石膏;右肩绑着夹板,吊着绷带;第二天住进中医骨科医院,医生发现他右腿髌骨断裂严重,为了帮助复位,又从膝关节皮外,打了一个铁爪子用力抓着膝盖骨。这一下,程厂长不仅失去了行动自由,连大小便都很困难。妻子不仅要替他照顾80岁的老母亲和正在上中学的孩子,还要天天跑到医院去照看他。俗话说:“伤筋动骨一百天”,何况还是三个骨折。可是程厂长在医院住了20多天就呆不住了,他惦记着厂里的大事小情,在医院哪能躺得住!,
程厂长让工人把他抬回办公室,在里屋给他安了一张床,索性吃住在工厂,这一住就是几个月。他的精神感动了骨科医院的杨大夫,每个月都去工厂给程厂长检查诊治。那段时间,程厂长的办公室不仅是生产经营的指挥所,也成了他的临时病房、康复室和客户接待室。
就是凭着这种“拼命三郎”的精神,程厂长创办的这家福利企业迎来了一个快速发展期。从1995年到2000年,工厂销售收入以每年25%的速度递增,平均每年增加收入100多万。销售对象从百货业态转向以超市为主。芳草工艺品厂是北京区最早的合作厂家之一,1999年,曾达到北京床品销量第一。工厂生产的品种,也从单一的被罩发展到床单、枕套、床件套、被子、枕芯、靠垫、抱枕等几十个品种。“芳草”牌床品逐渐成长为北京家纺行业几个主要品牌之一。
2004盛夏的一天,芳草工艺品厂的业务室里,来了一位七十多岁、头发花白、满头汗水的老大妈,一进门就高兴地说:“可找着你们厂了!我是专门来买你们牌子的东西的。”
原来几年前,这位大妈在买了“芳草”牌被罩,回去一看,质量很好,洗了多次仍然好用。这次想更换,在原来商场没找到这个牌子,大妈几经周折打听到芳草工艺品厂的电话,问清了地址。专门从海淀区换了三次车才找到厂里。当程厂长得悉这位老人,顶着烈日,从北京市的大西头跑到东头,几十公里就是冲着“芳草”这个牌子来的,心里感到莫大欣慰。他当即指示业务经理,安排老人到平时只接待团购客户的样品间选购,并提供最优惠的价格。
市场的认可、消费者的认可,就是一个企业生存的基础。在北京,就有百十来家床上用品企业。在强手如云的竞争中,一个几十人的福利工厂要站稳脚跟,不断发展,程厂长认为人讲诚信,靠的是实实在在,表里如一;企业讲诚信,靠的是产品质量实实在在,表里如一。“做企业、做产品太认真,甚至认真的有点死心眼。”这是企业职工对程厂长严把产品质量关的评价。比如说:一条普通纯棉印花单人被罩,成品都是1.5米宽,但可以用两种不同规格的纯棉坯布生产。如果使用63〞坯布,印染时可以把布强拽到1.55米,但消费者洗两水就会缩到不到1.4米,结果套不上被子。比起使用67″坯布,每做一条厂家就能节省成本好几元。要知道出厂不到40元一条的被罩,促销时只卖到30来元,加上商家采购一味压低进价,造成工厂基本无利。不少生产厂家不得不采用质次价低的坯布,但最后吃亏的是消费者.程厂长多次表示:决不做坑害消费者的事!他们厂这么多年坚持不用一寸63″坯布生产被罩,还保证做到促销品与正常产品内在质量一致。宁可工厂少赚和不赚钱,也不能让消费者吃亏。他经常对职工说:“咱们要把每件产品当作给自己做的,你觉得不好,不喜欢用,就不能出厂给顾客。”
正是凭着这股认真诚信劲,“芳草”牌床品以产品质量稳定可靠赢得商场、超市的肯定。“‘芳草’的床品质量好”,已经成为销售商家的共识。商场职工自己发奖品、送礼品,买用品,往往愿意用芳草的床品。机关单位团购的回头客也很多。经受了市场的考验。2000年,市某纺织检测站,在市场上抽查了十几家出厂的“四孔枕芯”,只有两家的填充物是线%四孔纤维,其中就有“芳草”的;2005年,市某纤维检验机构,对全市三十多家企业生产的被子、被套进行市场抽检,结果各项指标全部符合国家标准的只有五家企业的产品,其中也有北京芳草工艺品厂。2003年,这家职工总数40%是残疾人的福利企业,又在全市同行业第一个通过了ISO9001国际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企业所在地东风地区的领导,也正是看中了程纪勇为人诚信,做事认真的特点,决定扶植这家福利企业发展。与程厂长合作,把企业做大做强。他们投资几十万元将一所旧厂房改造成一座花园式工厂。程厂长也投入几十万元,购置一批新设备。芳草工艺品厂已经获准成为北京市绿化隔离带保留企业。4000多平米的厂区,2000多平米的厂房,四季常青、鸟语花香。70多名职工,包括30余名残疾职工,在“芳草”这片绿地中劳动和生活。工厂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期,走上了一条康庄大道。目前该厂的厂房、设备、地理位置和生产条件在本市同行业是数一数二的。经过近十三年努力,企业固定资产从建厂时不足2000元增加到超过100万元,可支配资产超过500万元;产品品种已经达到十二大类,一百七十多种,实现了家居床上用品门类齐全、档次配套,应有尽有。
近二年,程厂长按照“把到手的蛋糕切大”的思路,与工厂业务骨干全国各地奔波,先后开发新品近60种,每年新品销售占到总量的30%以上。2004年,在排名北京市连锁商业第一名的物美集团,“芳草”床品达到同类产品销量第一名;2005年,“芳草”床品又在京客隆超市和世纪联华等几家超市床品销售排名第一。2005年,销售收入完成900万,比前一年猛增200万元。
在程厂长的带领下,北京芳草工艺品厂连续十年被评为朝阳区先进福利企业。程厂长本人也先后被授予“朝阳区工会系统创业标兵”“北京市残疾人就业明星”和“全国优秀福利企业家”。2006年,工厂已经初步接到订单1500万元,程厂长和工厂同事们,正在他称作“第二次创业”的开拓中忙碌着。
在竞争发展的进程中,程厂长始终有一个信条:在市场经济中人人平等,市场不会因为你是福利企业而格外眷顾你。程厂长认为:福利企业是有不少残疾人,这是弱势也可以变成优势。残疾人企业同样有能力,完全可以依靠付出比常人更多的努力,取得市场竞争的平等地位。他说:“别人能做到的,我们残疾人企业同样能做到,而且还要做得更好!”他用自己的实践充分证明了自己的信念。
在程纪勇的引领下,北京芳草工艺品厂如同一条规模不断扩大,承载量不断增加的大船,经历了潮起潮落的冲击和急流险滩的考验,正在继续迎风搏浪,拓展着自己新的航向。
程厂长的辛苦和劳累并不仅仅是为了工厂的存亡和经济的发展,厂里那一个个残疾职工生活中的喜怒哀乐也是装在他心里的一本帐。
那还是在1994年,程纪勇听说智残职工小钟相依为命的奶奶患了癌症,他带了慰问金还买了营养品去看望。这位年过八旬的老奶奶像见了亲人一样拉着程厂长的手老泪纵横地说:“我这个孙女命苦,从小死了父亲,有精神病的母亲又改嫁了。她一直和我生活,别看今年十九岁,可只有十岁的智力。我现在最发愁的是我死后谁来管她。我给她置办好洗衣机、电视机,唯一没了的心愿就是她还没成家。我把她交给您,交给厂子了,以后一定帮她成个家。”老人不久去世了,带着老人沉甸甸的托付,程纪勇感慨地对同事们说:“咱们不只是干活挣钱,更重要的是为社会做善事啊!”他获悉过去很少与小钟来往的继父家,以照顾为名派人住进了小钟房里。意识到这牵扯房产租赁权归属问题,马上派人去找街道居委会,一起到房管局把承租人转到小钟名下。
过了几年,别人给小钟介绍了对象,程厂长在她登记前专门把未婚夫找来谈线年,小钟居住地拆迁,热心的邻居给程厂长打电话,反映婚后对她不好好照顾的丈夫,这时突然提出要让小钟带着拆迁款搬到京郊农村婆家去,平时很少来往的亲友也纷纷关注这件事,他们担心这个智障的孩子吃亏上当。程厂长马上派厂工会主席出面,和小钟一起与拆迁方交涉,争取到同等条件最高的补偿款。但区区十几万元,根本无法在北京买住房。程厂长一方面派人帮她在工厂附近租了平房,给她发放住房补贴;另一方面,在职工本人坚决要求下,以借款方式把拆迁款存到工厂,工厂以高于银行存款利率三倍的利息,每年给她增加近万元存款;三年来,已经替她攒到快20万元。程厂长的愿望,等钱积够了,帮她买个一居室,装修好房子,让她后半生实现“居者有其屋”。街道居委会干部和邻居们纷纷反映“那见过当厂长操这么大心的,这下我们就放心了。”
是啊!在一般企业当厂长,哪有这么累的?但程厂长的工厂却安排了包括智力残疾、聋哑、肢体残疾人三十多名,在他们每个人身上都倾注着程厂长的心血,都发生着类似小钟这样大大小小的故事。
建厂十几年来,程纪勇坚持执行国家关于福利企业的各项政策。以培育残疾人劳动能力为着眼点,坚持只安置有劳动能力的残疾人就业;这么些年,工厂没有一个只挂名不上岗的残疾职工。坚持残疾职工与健全职工同工同酬,适当照顾的原则;坚持把国家退税款用到企业发展和残疾职工身上。他较早给每个残疾职工办理了养老、医疗、工伤、失业、婚育五项保险;开办食堂,给残疾职工提供免费工作餐;上下班安排接送班车。逢年过节,坚持给职工发放过节实物,给残疾职工发放生活补助。
多年来,程厂长在安置残疾人就业方面积累了不少经验,形成一系列有效的管理办法。例如:他坚持每个残疾职工进厂必须经过短期试工,证明确实具备企业需要的劳动能力;理由是:福利企为不是社会救济单位,而是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残疾职工首先要做一个合格劳动者,而不是等待困验救助的乞讨者。例如:他要求家长接送残疾职工上下班不能超过三次;理由是:如果连上下班自己都不能独立,还怎么参加工作。又如:每年至少要召开一次残疾职工家长会;理由是:让家长了解工厂,了解孩子,共同配合更快培养残疾职工成长。还有:要善于发现每个残疾职工的特点,安排最适当的劳动岗位;理由是:福利企业是为残疾人办的,就要针对残疾人特点设置劳动岗位。例如;工厂有个智残人,前后调整过三次岗位,最后发现他生长在艺术家庭,虽然数字数不准,但形象思维好。安排到包装岗位,在眼花缭乱的产品配图片工作中比健全人做得还好。
十几年来,对几名实在不具备劳动能力的残疾人,尽管有的还是通过上级打招呼安排的,程纪勇坚决予以劝退。这种看似近乎苛刻的做法,程厂长却别有一番见解。他说:“我从自己的经历中深知残疾人就业的不容易。我们光在经济上助残是不够的,输血不如造血。只要他们有劳动潜能,我们就要挖掘、培养他们。残疾人有了劳动能力,才有了自立的基础,才有平等参与社会,成为社会主义建设者的资格。”
这个厂有位三十多岁才参加工作的综合残疾女工,小眼球加上全聋哑。过去没收入,经常受婆婆和丈夫气。进了工厂后,由于工作努力,收入不低,一度比她下岗的丈夫收入还高;她在家里有了地位,家庭和睦了,心情也好了,整天乐呵呵的;有位智力残疾职工,参加工作后,话多了,回家能和父母叙述工厂宣传的香港回归,召开奥运会的天下大事;知道帮家长做饭,会心疼父母了;更有七、八个残疾职工建立了家庭。程纪勇从来不爱参加别人的婚礼,但只要是厂里残疾职工结婚,他必定要送上一份厚礼,甚至亲自去主持婚礼贺喜。说起这些残疾职工,程厂长娓娓道来,如数家珍。
为了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程厂长想到,如今是自己当厂长,以后要是换了健全人呢?于是他以厂规方式制定了《残疾职工保护条例》,小到消防疏散演习,每个残疾人由哪个健全人带领,怎样撤离到安全地方这样的细节都安排得非常周到。他倡议,由残疾人推选,组成工厂残疾人代表小组,建立一条定期与厂领导对线年,程厂长与区残疾人就业服务所合作,招收10名聋哑人在自己工厂开办就业岗前缝纫培训班。2006年,他又与残联合作,酝酿按灵活就业方式,在自己的企业安置区残疾人艺术团文艺骨干,让他们边训练演出,边到工厂就业,以解决他们今后年龄大了的后顾之忧。程厂长说,这是一个试验,也是一次挑战。每解决一个残疾人就业,就解决了一个残疾人家庭的困难。每培养出一名适合祖国建设需要的残疾人劳动者,就又多带领一名残疾人共同加入奔小康的行列。
这是程纪勇起草的“记在家庭中为残疾人奉献爱的那个人”的“征文启事”中的一段话。这些情真意切的话语深深打动了广大残疾人和他们的亲友,引起了他们强烈的共鸣。在收到的几百篇征文中,有一对综合残疾双胞胎兄弟,他们一个人口述,另一个人用仅有的一只能用的手,在电脑上敲出了讴歌他们辛劳的母亲的文章。由程纪勇创意并由两个残疾人专门协会组织的这次征文活动,中心是要残疾人常怀对社会、对亲友的感恩之心。12月17日,一百多名参与征文的残疾人及其亲友作者,出席了获奖征文颁奖仪式。当程纪勇和他的残疾同伴们声情并茂地朗读着优秀征文时,当获奖作者一个个站起来与大家见面时,台上台下被震撼了,应邀到会的中国音乐文学协会副主任、军旅作家、著名歌曲《十五的月亮》词作者石祥先生当场激动地朗诵了他的新作《轮椅上的大哥》,并热情赞誉程纪勇具有“缪斯之美”
5月21日,朝阳肢协组织25名肢残人,自驾18辆残摩车,驱车近百公里到平谷金海湖自助游。一字排开的残摩,一水儿的白色旅游帽,成为街头一道亮丽的风景。引得路人驻足观看,有好事者,专门赶到前面拍照。个别重残人,到目的地不能登山下水,但他告诉程纪勇,我能和大家一起,看看这景色,体会体会这感觉就心满意足了。
8月15日,中国人民抗日占争胜利60周年纪念日,抗战纪念馆走来一群特殊参观者。他们是由程纪勇带队,自驾残摩从朝阳区赶来的肢体残疾人,他们也成为抗战纪念馆开馆以来第一个残疾人参观团体。
8月27日晚上,由程纪勇倡议,市、区残联协助,朝阳肢协组织的五十名乘坐轮椅的肢残人,来到北京工育场,成为无障碍看台建成以来的首批观众。他们受到国安俱乐部格外重视。总经理李晓明半岛官方网站,副经理张路专门到场,向首批残疾人观众热情致词。“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横幅引来全场观众热烈掌声,新闻媒体纷纷摄影报道。
……这些,只是朝阳区肢残人协会05年举办的各项活动的几个剪影。从2000年起,程纪勇不仅在企业继续担任厂长,还按照区残联的托付,担任了朝阳区肢残协会常务。2003年又被选举为区残联,担任了朝阳区肢残人协会主席,他又多了一个称谓:程主席;
还是在这一年的8月25日,程纪勇在北京市《残奥之星》启动仪式上发表了“残奥之星,共创同一个世界;群星灿烂,实现同一个梦想”彭湃的讲演;
9月16日,程纪勇作为残奥会残疾人志愿者代表,从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理事长汤小泉手中接下了鲜艳的“志愿者”大旗,奋力挥舞着;
9月28日,程纪勇作为全市残疾人代表,同市区残联领导一起,检查首都机场无障碍设施建设情况,为迎接国际残奥会代表到北京开会做着准备。北京电视台同时邀请他拍摄了《志愿者》专题电视片;
9月22日,区第二届残疾人运动会开幕式上,100部肢残人轮椅团体操表演中,你可以听到由程纪勇创作并朗诵的热力四溅的诗篇;
从2003年起,程纪勇被选为市残联主席团委员。上述活动只是他承担市、区残联交办的残疾人社会工作中的部分记录。
为了给残疾人修理残摩车提供方便,程纪勇和他的几位自掏腰包开办了“相约春天残疾人服务中心”;为解决重度残疾人就业,他们和区残联教就部合作,推广“残疾人家门口就业工程”,在社区安放了十座“残疾人社区就业便民服务商亭”,十户重残人及其家属,在家门口自谋职业,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程纪勇正把他的目光,从一个企业关注到更广阔的残疾人事业。因为他领导的协会是中残联全国专门协会试点单位之一。他说:“我们有责任为中国残疾人事业的发展创造更多新经验。”
程纪勇还是个多才多艺的人。他写作的征文获得北京市残疾人征文一等奖;他创编的节目获得市文艺会演创编二等奖;他的事迹演讲被刻成光盘,在每个社区播放,激励更多的残疾人走上自强自立之路。
而程纪勇所做的这一切,都是无偿的,是为社会尽义务,他当厂长拿的工资也只相当公务员科员水平。前几年,企业效益不太好,他还主动免去了自己的年终个人分红。曾经有一位工人通过区机关一名干部,再经过残联领导推荐给程厂长,帮他的聋哑孩子解决了就业。这位家长很感激,就拿了两筒茶叶去看程厂长。程厂长当场坚决让他把茶叶拿了回去,告诉他:这个厂的领导,没有收残疾人礼物的习惯。在去年区残联开展的“保持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中,当年那位区机关干部正好是上级巡视组成员,见到程厂长,提起这件事就念念不忘,对程厂长廉洁律己啧啧称道。作为一家相当民营企业的厂长,别人看他事业外表很大,以为他是什么“大款”,而家里亲戚们都说他干了十几年,自己连间房都没挣下,太亏了。为了企业发展,由于解决不了银行,程纪勇就以个人名义向亲戚、朋友借款,连自己房屋拆迁补偿款也全部投进了工厂。
“从办厂开始,我就树立一个宗旨:当残疾职工的贴心厂长,不当借残疾人发财的黑心大款。因为我的成长经历告诉我:没有社会就没有我个人的一切。ˊ回报社会,做个对社会有用的人,为残疾人办点实事ˋ就是我现在做一切事的出发点。钱,谁不喜欢呢?但这个东西生不带来,死不带走,给儿孙留多了还是祸。我老了有退休劳保,生活无忧。儿子从清华毕业工作三年了,工资比我还高,所以我并不太在意个人挣钱。我希望把企业做大做强,创下一份好基业,将来交给个好人,让残疾职工生老病死无忧。我最大的心愿,是希望更多的残疾人能实现平等、参与、共享,回归社会的目标,能够成为主流社会的组成部分。前些日子,一位智残职工的家长给我打电话,说孩子回家对父亲说:ˊ我们厂长一天比一天老了,赶明儿他不干了,我们怎么办呢?ˋ这是个平时不言不语的职工,他能说出这话来,我平生足慰了。残疾职工很单纯,你为他付出一份辛劳,他会回报你十分的感激,何况我不仅是个残疾人,还是个残疾人党员呢!”说到这里,他眼角分明闪出了泪光,声音也有些哽咽了。
程纪勇曾经把自己的精神动力,精辟地概括为来自“四自”精神,他认为:“自尊、自信、自强、自立的四自精神是一个完整的,进步的,健康的,精彩的人生世界,是残疾人的做人之本,为人之道。有了自尊才能树立自信,有了自信才能付诸自强,而坚持自尊、自信、自强,才能实现真正的自立。”
分手的时候,程厂长告诉我,他马上还要去杭州考察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高科技家纺用品。他诙谐地指着旁边停放的轮椅和小卧车对我说:“现在这些代步工具都有了,它们可以部分代替我走路了,出差时也可以少受点罪了。人生三百六十五里路,漫长而又崎岖,关系到个人命运和企业发展重要的路,还得靠自己的两条腿一步一步向前探索和体验。走什么样的人生之路可不能靠工具替你做主!”
望着程纪勇远去的身影,他宏亮而自信的声音还在我耳边回荡。我默默地祝愿,衷心的祝福,:人生三百六十五里路,但愿程纪勇能步步稳当,越走越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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